新書｜楊國強《兩頭不到岸》：在歷史的因果之間，重現近代中國的徊徨
著名史家、華東師範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楊國強教授曾说：「歷史是一個因果之中的過程……這決定了歷史過程裡的人物、事件、思想，只有置於因果、矛盾、分化組合構成的前後聯繫、上下聯繫、左右聯繫之間才能顯示其本來面目。」這一觀察被他化入對中國近代歷史的研究，體現在《兩頭不到岸：二十世紀初年中國的社會、政治和文化》這部最新力作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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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頭不到岸
二十世紀初年中國的社會、政治和文化
楊國強 著
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，2023/02
封面設計仍由何浩教授操刀，封面畫作是藝術家譚平的《一劃》
本書以雋永的文筆帶領讀者走入二十世紀初年的歷史場景，將清季民初這一以「變法」為關鍵詞的過渡時代，置於「近代中國的歷史變遷之中而通觀前後」，以皇皇700多頁的篇幅細緻還原了由科舉停置、變法立憲、革命共和與新文化運動串起的「一變再變」、「以變應變」以及其間的種種身不由己和倉促惶遽：數千年來的歷史中國在層層分解中走向支離破碎；時人各自恢張的新法和西法在現實中國卻一敗塗地，就像當時的人說的：「舊宅第已毀而不能復建之，則惟有露宿。」這個過程一方面以前所未有的廣泛程度造就了一種「速成的現代化」，另方面也帶來了近代中國「最亢激的時代、最不安定的時代、最茫無端緒的時代和最趑趄徊徨的時代」。
本期微信將藉本書後記，分享作者如何「以20世紀初年的中國為對象而求切近地認識那個已經遠去的時代……期能以歷史本身來說明歷史」。
本書最大的特點不在於寫「事」，而在於寫「理」；不追求寫「新」，而追求寫「深」。隨事說理，睿見迭出，呈現了一個劇變、多層次而又充滿矛盾、張力的過渡時代。
——王汎森（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）
梁啟超在清末說中國處於一個「過渡時代」，那時似尚樂觀。到他身歷兩次改朝換代，準備在國民黨當政後「為多數人自由與彼輩一拼」時，顯然已感知到這個「兩頭不到岸」的時段還會很長。從廢科舉到新文化運動，中國如本書所說是「百變俱起，一變再變」。作者並未試圖「淨化」其間的駁雜與錯位，而是以雋永的文筆展示出那種前波後波「互起互伏，波波相續」的「過渡相」，述說中國文化的曲折嬗蛻，是一本能見其大的重要著作。
——羅志田（四川大學文科傑出教授）
《兩頭不到岸》後記
楊國強
三十多年前隨陳旭麓先生學史，我是沿著曾（國藩）左（宗棠）李（鴻章）那一代人留下的行跡和心路走入近代中國的歷史場景之中的。這些人的人生內容與近代中國的歷史變遷深相交融。從19世紀40年代初的中英鴉片戰爭到50年代末的英法聯軍之役，「二十之間，中國再敗於泰西」。中國人的辦法對付不了西方人，而後是以「借法自強」回應西來的衝擊，那一代中國人懷抱「萬不得已之苦心」移用西方人的辦法來對付西方人。於是從60年代開始，以造船造炮為起點而周延伸展，促成了以洋務為中心的三十年歷史過程。讀史於此積年，舊作〈從庚申到甲午：古今中西之間的衝擊與回應〉的關注所及，都在此三十年之間。
楊國強教授的老師、近代史學者陳旭麓先生（1918–1988）
「從庚申到甲午」，標示的是這個歷史過程起端於一場民族戰爭，又截止於另一場民族戰爭。但與庚申年的英法聯軍之役留給中國人的「堂堂天朝，竟任夷隊縱橫，為之大哭」的「曷勝憤怒」和身當其衝的那一代士大夫背負「臥薪嘗膽之志」力圖自強而「禦外侮」的制夷意識相比，則甲午年的中日戰爭以割地賠款為了局，而與割地賠款一時俱來，又比割地賠款更深更久地影響了後來的，則是中國的自我形象經此一戰而在人心中的破碎。當日的時論對比中國和外國，言之斷然地說：「觀其宰相之謀成後戰，則我之執政可恥；觀其士卒之部伍嚴肅，則我之將帥可恥；觀其儒者之鈎深索隱，則我之士可恥；觀其田夫之蕃育稼畜，則我之農可恥；觀其勞工之神明規繩，則我之工可恥；觀其公司之操奇計贏，則我之商可恥。」可謂從上到下，人人都因全不如人而被置於「可恥」的一網所罩之中。由此發端，又有追索「中國之所以不振者」，推沿而及「二千年來之學」、「二千年來之政」，歸咎於「華族之弱，不得不以宋儒為罪首」的深究痛責。之後是「近今風尚，競譚西學，而有志之士，皆思變法」。
甲午戰爭後，日本人所繪《威海衛陷落北洋艦隊提督丁汝昌降伏圖》
在三十年以洋務為中心的歷史過程守定自我以效西法之後，這種否定自我以效西法，是翻然改轍的大變和引人深思窮想的大變。繼之而起的已是另一個歷史過程。多年讀史，隨庚申到甲午一路而來，則沿其翻然改轍而入深思窮想，我近十年來的關注所及也更多地移到了這個繼起的歷史過程之中。以時序說由來，自19世紀中葉到19世紀末期，中國人歷經古今中西交衝的起伏不息，由庚申之變而初識變局，由甲午戰爭而身臨危局，由庚子國變而直面殘局。之後是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，變法、革命、立憲，共和次第而起，反照了浸灌而入的西潮催生出人心丕變，演化為劇烈的社會變遷。上個世紀40年代，蔣夢麟概敘這一段歷史說：
由華東沿海輸入的西方文化，卻是如潮湧至，奔騰澎湃，聲勢懾人；而且是在短短五十年之內湧到的。西方文化在法國革命和工業革命之後正是盛極一時，要想吸收這種文化，真像一頓飯要吃下好幾天的食物。如果說中國還不至於脹得胃痛難熬，至少已有點感覺不舒服。因此中國一度非常討厭西方文化，她懼怕它，詛咒它，甚至踢翻飯桌，懊喪萬分地離席而去，結果發現飯菜仍從四面八方向她塞過來。
上個世紀30年代，梁漱溟指述同一個歷史過程，而意在抉其因果：
先是這老社會受新環境包圍，感覺得有點應付不了，稍稍變化他自己以求其適應。所謂變化他自己，質言之，就是學一點西洋。不料這變化竟是變不得的。因其文化自身既達於極高度的妥當調和，改變一點，則其所以為妥當調和即不如初，好比配置穩洽，扣搭密合的一件東西，稍一變動，即見仄斜罅漏。所以這變化的結果除了讓自身失其原有調和外，不能有何正面的積極的成功。環境仍未能適應，更覺著急，勢必有再一度變化，再變的結果更是對內失調，對外不能適應。抑且從其對內失調，而對外更無力。數十年來變化不能自已，每一度變化輒引人更深度的崩潰，要想成功的卻一件得不到（民治不成、黨治不成、學校制度的失敗、工業制度的失敗等）。在這過程中，始所面對的原是外圍環境，國際問題感觸親切，乃其後來，轉成了對內問題。因內部失調嚴重，矛盾衝突日烈，其刺激自比較更直接，即從內部的矛盾衝突而促其社會構造崩潰，以其崩潰而矛盾衝突益烈，如是輾轉無已。
前者說的是「五十年之內」的西潮浸灌而無從消受，外來不能化為內在；後者說的是「數十年來」的變遷劇烈而但見前顛後蹶，層層解體。
左：蔣夢麟（1886–1964）
右：梁漱溟（1893–1988）
西潮浸灌與變遷劇烈的兩頭交作，推倒了三十年以洋務為中心的歷史過程始終恪守，旨在護持自主的「中體西用」，而後是20世紀初年中國人所直面相對的人間景象，已是因無體無用而世無定則，人無定見；因「新舊混雜」而「新舊交哄」；因「中國之變，古未有其變」而斷離自古而來的「中國之學」；因四民無從歸聚而各在一盤散沙之中；因政治結構的脫散而政潮起伏跌宕；因社會結構的脫散而人無安身立命之地，由此形成的世路無序，史事舛錯，人物流變，使這一段歷史不僅矛盾，而且雜亂；不僅五光十色，明滅無常，而且漫漶模糊，難識難辨。因此，以20世紀初年的中國為對象而求切近地認識那個已經遠去的時代，則累年用功夫於這種矛盾、雜亂、五光十色和漫漶模糊之間，期能以歷史本身來說明歷史，我的閱讀、思考撰述常常是與心長力拙之苦相伴相隨的。但當此《兩頭不到岸》成書之日，返視多年付出的心力，因獲益較多而印象尤其深刻的，則大半又是困而知之更多於學而知之。治史之苦樂俱在於此。而問題引出問題，就治史的題目來自歷史產生的問題而言，我的問題、旨趣和關注仍在20世紀初年的中國，因此我的苦與樂至今仍在過渡時代留下的這段歷史中綿綿延續。
2022 年12 月
第三編 清末籌備立憲和民初的共和困局
第一章 共和與一個分裂的中國
第二章 共和與一個社會解體的中國
第三章 移入的代議制度走到山窮水盡
第四章 代議政治和中國人的困而後知
第四編 新文化運動中的個人主義
引 論
第一章 個人主義和新文化運動
第二章 個人主義的內在矛盾和外在矛盾
第三章 思潮嬗蛻：個人與社會之間的此消彼長
附 錄 蔡元培的文化品格和民初中國的新文化
後 記
楊國強，華東師範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，主要研究中國近代思想史和社會變遷史，著有《衰世與西法：晚清中國的舊邦新命和社會脫榫》、《晚清的士人與世相》、《義理與事功之間的徊徨：曾國藩、李鴻章及其時代》、《歷史意識與帝王意志》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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